第七小说

第133章 革新深水暗流潜涌（第1页）

灯丝瓶颈，千次试错

格物院“电学研究坊”内，昔日因首次点亮电灯而产生的振奋之情，己被一种凝重而坚韧的氛围所取代。那盏昙花一现的铂丝电灯，如同海市蜃楼，指明了方向，却远非终点。横亘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，是看似简单、实则关乎成败的灯丝材料难题。

实验室的一角，专门开辟出了一个“材料测试区”。架上密密麻麻地排列着无数小瓷盘或木匣，里面盛放着千奇百怪的样品：各种粗细、来源的金属丝——从常见的铜、铁、锡，到较为稀有的镍、钨，乃至尝试合金；各类经过不同温度、时间碳化的植物纤维——竹丝、棉线、麻纤维、甚至尝试过芭蕉茎髓、纸张；还有一些特殊的矿物晶体、处理过的动物毛发等等。每一份样品旁都附有详细的标签，记录其来源、处理工艺和初步的电气特性测试结果。

牛顿爵士的工作台堆满了演算纸和图表。他试图从纯理论的角度攻克难题，运用其深厚的物理学和数学知识，不断计算着不同材料的电阻率、熔点、热辐射效率与预期寿命的关系。他设计了一套精密的测量装置，可以相对准确地量化灯丝在通电瞬间的电流、电压变化以及温升速度。“我们需要一种电阻率适中、熔点极高、并且在白炽状态下蒸发速率极慢的材料！”牛顿常常陷入沉思，用手指在空中划着看不见的曲线，“或许，我们应该更系统地研究元素周期……不，是物质的基本性质规律。”他主导的“金属派”研究方向，虽然逻辑清晰，但进展缓慢，高熔点且性质稳定的金属如铂、钨，要么成本高昂难以使用，要么难以拉制成足够细长均匀的丝线。

而宋应星则带领着一批能工巧匠，开辟了另一条“碳化材料”的实践探索之路。他的理念更贴近自然和经验：“万物皆有其性，火炼之下，方见真章。”他们搭建了各种规格的碳化炉，精确控制温度、气氛和碳化时间，对竹、棉、麻等数十种天然纤维进行系统处理。碳化后的纤维变得脆弱易断，如何将其巧妙地固定到电极上，并承受通电瞬间的热冲击，又是一个巨大的工艺挑战。工匠们尝试了用粘土小帽、金属卡箍等各种方法，失败率极高。记录本上，诸如“竹丝碳化过度，通电即断”、“棉线碳化不足，光亮微弱且迅速氧化”、“麻纤维杂质过多，发光不稳定”之类的记录比比皆是。有时，一种材料在某个特定条件下似乎表现尚可，但一旦试图重复或放大实验，便又问题百出。

研究陷入了令人焦虑的焦灼状态。数月过去，消耗的银钱物料己十分可观，但可堪实用的灯丝依然遥不可及。格物院内原本高昂的士气，开始被一丝迷茫和疲惫所取代。更糟糕的是，朝堂之上，一些原本就对“奇技淫巧”持保留态度的官员，终于找到了攻讦的借口。户部的官员在私下场合抱怨“电学坊耗费巨万，未见其利”；都察院的御史则上疏，措辞委婉但意图明显，提醒皇帝“宜重经史根本，节用爱民，勿使虚耗国帑于未必然之功”。

流言蜚语难免传到研究人员的耳中，使得实验室的气氛更加压抑。就在这个关键时刻，朱由检再次轻车简从，来到了格物院。他没有选择在明亮的大堂听汇报，而是首接走进了略显凌乱、弥漫着焦糊气味的核心实验室。

皇帝静静地走过一个个实验台，看着那些烧毁的灯丝残骸、堆积如山的实验记录、以及研究人员们憔悴而专注的面容。他没有立刻说话，而是拿起一份记录着数百次失败实验的册子，仔细翻看了几页。

良久，他放下册子，目光扫过围拢过来的牛顿、宋应星和主要工匠，语气温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：“朕今日来，不是要问诸位爱卿，何时能制成那价廉物美、长明不灭之灯。”

众人屏息。朱由检继续道：“朕是来告诉诸位，这册子上记录的每一次‘失败’，在朕看来，皆是宝贵之功！它告诉朕，也告诉后人，此路不通，彼路或可通。昔年，朕力排众议，修筑第一条试验铁路时，翻车覆轨，何止十次？架设第一条津京电报线时，雷击虫蛀，中断频仍，又何尝顺利？”

他的声音提高了一些，带着一种历史的厚重感：“万物之理，深邃幽微，岂是轻易便可窥破？若因一时艰难便心生退意，则铁路永无通车之日，电报亦无畅通之时！今日电灯之困，犹胜往昔。然其利之巨，关乎国运民生，值得朕与诸位，付出十倍、百倍之努力与耐心。”

他走到宋应星面前，看着这位老臣手中的一段碳化竹丝：“宋卿《天工开物》，集百工之智，方成巨著。此灯丝之寻，亦是‘格物’之极致，需集万物之性，试千次万次，方得真知。”又转向牛顿：“牛顿爵士远渡重洋而来，所追寻者，亦是天地至理。望卿等东西合璧，各展所长，勿为流言所动，勿因挫折而馁。”

最后，他斩钉截铁地说：“朕在此立誓，只要大明国祚尚存，只要朕仍坐在这龙椅之上，对格物院之支持，绝不中止！所需银钱物料，朕之内帑，优先拨付！所需人才，天下英才，尽可征召！朕要的，是诸位持之以恒，孜孜不倦。功成不必在朕之朝，但求无愧于后世子孙！”

皇帝这番推心置腹、极富远见的勉励，如同春风化雨，瞬间驱散了笼罩在格物院上空的阴霾。牛顿深受感动，用略显生硬的汉语说道：“陛下信赖，重于泰山。吾等必效仿古之先贤，穷究物理，至死方休！”宋应星更是老泪纵横，带领众工匠伏地叩首：“臣等谨遵圣谕，必当竭尽驽钝，不负陛下重托！”

皇帝的坚定态度，不仅稳住了科研队伍的军心，更传递出一个强烈的信号：帝国的未来，与格物致知紧密相连。研究人员们重新振作精神，将每一次失败都视为通向成功的阶梯，更加系统、细致地记录数据，分析原因，交叉验证。通往光明的道路上，虽然依旧布满荆棘，但脚步却更加沉稳、坚定。

科举风波，新旧之辩

“格物明算科”与“边务实务科”的设立，果真如同预料般，在帝国看似平静的士林湖面，投下了一块巨石，激起了千层浪。

最初的震动来自朝堂。以几位德高望重的理学名臣、翰林院清流为首，数十名官员联名上奏，奏章引经据典，文辞激烈。他们痛心疾首地指出，科举取士，乃为国家选拔“代圣人立言、牧民教化”的君子，核心在于考察士子对儒家经典的精微理解和高尚的道德情操。如今设立新科，考核格物、明算、边务、财税等“末技”，是“重术轻道，本末倒置”，必将引导天下读书人“弃经义之根本，逐锱铢之小利”，长此以往，会导致“人心不古，士风败坏，圣学沦胥”，是动摇国本的危险之举。甚至有极端者，将天灾异象也与新科的设立联系起来，认为是“干天和，招灾戾”。

在地方，反应更为复杂。江南文风鼎盛之地，一些传承数百年的著名书院，如山长、大儒公开表态，宣称将坚守“正学”，只教授西书五经、诗赋制艺，绝不沾染“新学异术”，并鼓励门下弟子抵制新科考试。苏州、松江等府学，一些年轻的生员受此影响，也对新科持怀疑和排斥态度。一时间，围绕“何为真才实学”、“科举究竟为何而设”的争论，在茶馆酒肆、书院学堂激烈展开，形成了鲜明的“守旧”与“趋新”两派。

然而，硬币总有另一面。在通商口岸如广州、泉州、宁波，以及北方边境地区、内陆一些新兴的工矿业城镇，新科的消息却引起了截然不同的反响。许多原本在传统科举道路上屡试不第、但对实务有浓厚兴趣或家学渊源的学子，仿佛看到了新的希望。他们中，有的祖辈经商，精通算术；有的生长边陲，熟悉夷情；有的则是对机械制造、水利工程颇有心得。过去，这些才能被视为“杂学”，难登大雅之堂，更与仕途无缘。如今，朝廷竟然专门为之设立科目，无疑是巨大的鼓舞。准备报考新科的人数，在这些地区远超朝廷预期，民间甚至出现了专门针对新科考试的辅导班和参考资料，虽然内容粗浅，却反映了强大的社会需求。

面对这场席卷士林的思想风暴，朝中重臣也意见不一。商鞅态度强硬，主张“利出一孔，令行禁止”，认为既然新政己定，就当雷厉风行，对于公开抵制者应予以严惩，甚至建议削减传统科举名额，以凸显朝廷决心，快速扭转社会风气。他坚信，只有强大的行政力量，才能打破千百年的积习。

而远在瀛州的诸葛亮，则通过电报呈递了长篇奏疏。他结合自己在瀛州推行教化、选拔人才的经验，提出了不同的思路。他认为，“风俗之变，非旦夕可成。士子积习，亦难骤改。”强行压制旧论，可能激化矛盾，造成士林离心离德。他建议采取“新旧并存，双轨试行，循序渐进，以实效取信于人”的策略。即保持传统科举的主体地位和吸引力，同时用心办好新科，严格选拔，并将新科及第者妥善安置到能发挥其才干的岗位（如工部、户部、地方漕运、边防等），用实实在在的政绩来证明新科人才的价值，逐步改变社会的偏见。“待新科之士，屡建功勋，为国纾难，则天下之人，自会心服口服，旧论不攻自破。”

朱由检仔细权衡了双方意见。他深知商鞅之策见效快，但风险高，易引发剧烈反弹；而诸葛亮之策更为稳妥，利于长期稳定。最终，他采纳了诸葛亮的建议。一方面，他下旨明确支持新科开设，驳回了守旧官员要求废止的奏请，并亲自为新科选定主考官和考试范围，强调“务求实学，杜绝浮华”。另一方面，他也适度增加了下一次传统科举的录取名额，并优抚那些德高望重的老臣，以示朝廷对传统经义的尊重并未改变，试图缓和紧张气氛。

这一系列举措，暂时平息了最激烈的争论，但思想的闸门一旦打开，便再难合拢。一场深刻的、关于知识体系、人才标准和社会价值观的变革，己经在大明帝国的肌理中悄然发生，其深远影响，远非一纸诏书所能限定。